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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统的“天下观”无疑也包含着强烈的中心与边缘意识。按照传统的“天下观”，“中国”是“四夷”围绕的唯一文明之地，而“四夷”、“蛮方”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里，是很远且不必十分理会的所在，所以“中国”也就代表整个天下。当然，春秋战国以后，随着生产和商业的发展，各诸侯开疆辟土，把“中国”越推越远，“天下”也越放越大，人们的地理知识不断增长，知道在以“中国”(中原)为代表的“海内”之外，还有“海外”存在，从而不再将自己视为唯一的文明之地。但中国人的“天下观”除了对“天下”作更加具体化的认识外(如“九州”就有了具体的所指)，对“海外”则缺乏兴趣。比如，战国后期曾产生过以邹衍“大九州”说为代表的新的天下观，“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。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。中国名日‘赤县神州’，‘赤县神州’内自有九州,禹之序九州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‘赤县神州’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于是有稗海环之。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区中者，乃为一州；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环其外，天地之际焉”。不过，这种依据海外交通和地理知识并加上想象而建立的天下观，从未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主流。 中国传统天下观对天下的这种理解无疑有着虚幻的成分，但坚定的“普天之下”的疆域理念对中国历史却有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。

客观地看，任何大一统国家都不会包容着整个地球，都达不到名副其实的大一统。但是，就那些生活在其政权之下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，这些国家确实是大一统，它们看上去并且让人觉得是整个世界。……这种天下一统的王观信念，从来是一种幻觉。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无视持有这种信念的人眼中的主观真实性，也不能无视一种幻觉可能造成的重大后果。 一方面，秦汉以后大一统政治结构的长期存在，以及中华帝国在经济、文化上长期远远高于周边地区，使得中国人的天下中心意识更加强烈，但内外观念却仍然十分淡薄。所谓的“海外”，往往只是存在于神仙家的理论之中，最多属于“奇谈”而被文人作为炫耀见闻广博之资。因而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发展出清晰的国家观念，而是将“天下”、“海内”与国家混淆一起，先是用“天下”指代已知的整个世界，继而用“天下”来代替整个中国。根据这一认识，“中国”就是“天下”，它同时又是世界的中心，其他地方都是“蛮夷”和“化外”，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。 另一方面，在这样的天下观中，已知的世界——“天下”，是由“诸夏”和“四夷”共同构成的，是包含了“中国”(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)和“四夷”边疆在内的一个文化单位，是一个以“中国”为中心的建立在文化礼仪秩序上的天下，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政治疆域概念或地理概念。也就是说，两者都在天下之内，同属“一体”的天下。比如，汉代时人们在对匈奴是和是战的问题上，有过激烈的政策争论，但政府派的大夫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视为肢体与腹心的关系，认为“中国与边境，犹肢体与腹心也。……故无手足则肢体废，无边境则内国害”。文学则从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出发，认为中国之华夏与四海的“夷狄”，是一家中的兄弟关系。可见双方都肯定汉匈关系为“一体”的天下内中央与边疆的关系，属于不可分割的关系。这种“一体”的认识，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历代处理边疆问题的最基本框架。